80年代初，北京外语学院的苏联文学研究室和它所属的期刊《苏联文艺》，脱离俄语系，合并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后，王佐良教授就成了我们的直接领导。对这位学贯中西、饮誉文坛的前辈，我们都仰慕已久，如今归到他的麾下，大家都很受鼓舞。
原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欧美文学的老师们，都亲切地称王佐良教授为“王公”，我们也“入乡随俗”这样称呼他。这比称他王教授或王所长，含着老师们对他更深更多的爱戴和敬意，也显示上下级之间平等和融洽的关系。苏联文学研究室在王公领导下，在顺利发行刊物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学术研究。
王公对待自己的下属总是十分关心和爱护的，从无亲疏之分，充满了长者的善意和关怀。记得当时北京地区研究苏联文学的同行们，每隔一年半载，由当时四个主要研究苏联文学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北大俄语系文学研究室和北外苏联文学研究室），轮流召开苏联文学研讨和动态交流汇报会。每当北外当召集单位时，会场就设在西院办公楼东侧会议室。遇到这种盛事，王公只要有空，总会来参加会议。在一次会上，王公做了即席发言，他说他虽然对当代苏联文学不很熟悉，但对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还是了解和十分喜爱的。80年代后期，在研究工作之余，我和俄语系白老师译出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当赠书给王公时，他曾说：哦，帕斯捷尔纳克，我知道这位作家，我年轻时读过他的英译诗作。这位苏联二十年代诗坛巨匠的诗，以古典主义的精美与现代主义的艰深而著称，据我所知，即使俄语专业的教师，也并非人人都读过他的二十年代初的诗作。可见，王公在年轻时就已博读群书，文学知识的积存极为富厚。对世界著名的文艺思想家巴赫金，王公也兴味颇浓，且知之甚多。当他知悉，白老师和我正在译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时，十分支持。当书成后送到他手上时，他高兴地说：这本书我一定会读的。
王公十分关心所里老师们在业务上的成长与提高，鼓励大家要多出成果。80年代中期，我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苏联文学的文章。一天中午时分，我匆匆赶去学校食堂吃饭，在校园路上与王公不期而遇。他叫住了我说，你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读了，你这一段时间很活跃嘛，有篇文章谈到“宇宙思维”，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接着还问了一些苏联文学情况，不知不觉谈了20多分钟，我差点误了中饭。
王公胸怀坦荡，是位宽厚的长者，他从不对人居高临下，疾言厉色，同时王公又是我们的一位严师。王公十分关怀老师们学术上的提高，在评定职称上，他要求按社科院外文所的条件评定，所以每当评定职称时，一份社科院的评定职称的条例就会出现在各个研究室的办公桌上。条例规定每年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有质量的论文，译著一般只作为参考。王公对科研论文要求严格，容不得半点粗枝大叶。1989年，莫斯科召开俄罗斯文学语言国际会议，王公与苏联文学研究室领导商量后，决定派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准备了一篇《中国学者评当代苏联文学》的论文，王公要我译成汉语让他过目，又嘱我将俄文稿送李莎教授一阅。当我将此事告诉李莎教授后，李莎教授也为王公的一丝不苟的作风深为敬佩。
八九十年代，王公致力于国家重点项目五卷本的《英国文学史》的巨大工程。在此期间，我在报刊上仍然不断读到王公的文章。王公一向注意语言的文采风格，他的文字总是像行云流水般地自然从容、洒脱畅达、清晰明快，在流畅的表达中，深意自见。他很不喜欢枯涩滞重的语言风格，更反对滥用套语，他常提醒我们写文章要注意语言。
文学所的老师，来自不同的系，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等系。大家相处在一起，十分融洽。每逢辞旧迎新的岁首岁末，大家总要找个地方聚会一次，记得一次聚会就在苏联文学研究室。当时苏联文学研究室就挤在西院筒子楼宿舍的两间小房间里，走廊里放着楼里住家的杂物和一个个小煤炉。在办公室里，几张桌子一拼，就成了我们的宴会桌。一次，王公和周珏良教授都来了，王公正好坐在靠门口的位子上，人们进进出出，门口走廊里的穿堂风不住地吹进屋来，王公首当其冲，却毫不在意。老师们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把小屋挤得满满当当。我们借走廊上的炉火做了一些菜，王公、周公品尝我们做的汤菜，好不高兴，真像一个和睦兴旺的大家庭。饭后，大家围坐在桌旁聊天，讲笑话，猜谜语，老少尽欢。记得就在那次联欢会上，王公说他的老家是浙江上虞，大家一报家门，不少也都是江、浙一带人。王公说，离得都不远嘛！这欢乐而融洽的情景真是恍如昨日。
每当春回大地，王公总是兴致勃勃地把所里老师召到一起，外出春游。一年春天去颐和园的苏州街游览，那次周公也去了。大家沿着苏州街漫步，置身于南国姑苏古城典型的吴文化氛围之中，兴味盎然。中午时分，大家在苏州街北侧一处较为静僻的地方歇息。办公室和《外国文学》编辑部的几位年轻老师，分发事先准备好的食品，一人一份。王公与周公也不特殊，提着小食品袋，与老师们一起，一边在凉亭里用便餐，一边观赏着苏州河和苏州街上的市井民俗。
一次在北海公园春游，中途狂风骤起，呼呼地吼着，风吹沙扬，好像要把人卷走似的，真有些吓人。王公在大家簇拥下，镇定自若地在园里信步而行，倒让大家为他的安全担心不少。第二天报上有消息说，这场狂风竟把北京站的铁制广告牌都掀翻了，还砸伤了行人呢。记得就在那天，王公见到了所里研究意大利文学的费老师，关心地问她健康如何，又问她退休后的工资情况。当费老师告诉他一月只有500多元时，我见王公低头沉思良久。时隔数月，我看到在《外国文学》上有费老师的译作发表。我心中想，可能是王公尽他所能地在关心她吧，数量适中的翻译，对于刊物来说自然是需要的，而对于费老师也许亦不无裨益。
1994年冬天，我从美国回来，我想一定要去办公室看望王公，并送他一件小礼品。我在美国时，不慎受了西部湾区海风寒气的侵袭，右膝关节炎又犯了，走路一瘸一拐，不很方便，我想等足疾好些再去看他老人家。岂料这一错，就铸成了与王公的永别。1995年1月，突然传来惊人的消息：王公因心脏病猝发而住院了。时隔仅仅两三天，又传来了王公与世长辞的噩耗，全所老师都惊呆了，全校都惊呆了。王公的逝世，对外语学院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望着手上那没有来得及送他的小礼品，不觉黯然神伤。我深自懊悔，当初刚回国时就应去看王公的，现在真是追悔莫及了。
王公的子女大都远在海外，即使利用最快的交通手段，估计也得三四天后才能回来。文学所办公室张老师担心王公夫人徐序女士难以承受巨大悲伤的袭击，准备去清华园王公寓所看望她。我得知后，顾不得足疾，就随张老师一起去了清华园。这是我第一次去王公的清华园寓所。一进门，扑入眼帘的是学者特有的那种简朴而又浓重的书斋气氛。我们被让进了对着门厅的书房。房间里除了临窗的一张硕大的书桌外，就是靠壁而立的好几架书。进了书房后，徐序女士与张老师相拥而泣，我站在一旁，泪水也簌簌而下，一时竟难以遏止。王公子女都已赶回北京，在一旁哀痛地垂泪。之后，张老师和我告别了王公家属，在悲伤中离去。
王公逝世快4年了。回首在王公领导下那一段辛勤而又美好的日子，总会引起我无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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